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
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出生人口减少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
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1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我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逼近零增长时代。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
近5年的出生人口来看，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专家计算2021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创下新低，达到1.15左右。
如何看待我国新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未来我国人口数量会出现负增长吗？发钱补贴能提高我国生育率吗？
我国人口进入零增长区间，比预期提前5年左右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人口数据发布都会引发关注，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指出，过去的多数人口预测中国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预计是在2027年以后，但根据目前的人口变化和新出生人口数据，中国人口零增长会比预期提前将近5年。
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许多专家都已经有心理预期。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零增长区间的概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解释，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100万的时候，就处在人口零增长区间，“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会进入零增长区间。零增长区间的时间可能延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等人口变化稳定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进入负增长阶段。
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陈卫预计，2021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降至1.15左右。这一数据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但在陈卫看来，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于短期内生育水平的高和低。即使夫妇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变，比如平均都是1.8，那么在某个时期上仍然有可能是1.2，或者也有可能是1.8。因为生育指标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虽然现在的生育率很低，但并不意味着未来长期下跌，生育率是波动的，变化也有规律。”陈卫告诉澎湃新闻。
建国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周期变化的特点。
陈卫解释，人口的变化有周期性，出生高峰或低谷每20余年会不同程度地重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降到了1.5以下。
“那时候出生的人也就是90后和00后这些人，现在正是生育的主力。他们本身人数就大幅减少，所以现在的出生人数肯定会下降，生育率会很低。”陈卫解释，但是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后我国出生人口又有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带来的出生人数和生育率的上升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出现。虽然周期性的波动会不断出现，但未来波动的高峰不会完全达到以往的高度，会分散和降低。
陈卫预计，未来中国10到20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会一直持续下降，会在零增长附近波动，也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不会有快速负增长。
多因素叠加致新出生人口下降迅速
贺丹总结了我国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原因为四大效应叠加，包括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效应、育龄妇女规模下降效应、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新冠疫情下的延后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比如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水平、社会保障福利水平提升。”贺丹告诉澎湃新闻，加上“十四五”时期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加速下降，从2020年的1.41亿将降至2025年的1.11亿，年均减少620万人。
这两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对于生育的影响十分明显。贺丹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后，许多人都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有调查显示约30%原有婚育计划人群推迟安排。
什么是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贺丹解释，目前90后成为生育主体，9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他们的婚姻观念，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和对自我发展的要求，跟前面几代人相差较大。他们初婚初育年龄延后，不婚不育比例上升。
陈卫认为，尽管中国的婚姻推迟一直在发生，但是最近10年来出现加速推迟，他称为中国的“婚姻革命”，因为这是在婚育政策不断放松、没有限制背景下发生的。
“生育率走低，除了妇女生育意愿低这个内在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婚姻推迟。”陈卫告诉澎湃新闻，目前他正在做婚姻推迟方面的系统研究，希望探讨中国婚姻推迟的特征和决定因素，提供政策建议。
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形势
“90后婚育突然变化，与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陈卫表示，需要把短暂的人口变化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来考察，不要觉得目前的低生育率就非常可怕。
面对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贺丹对澎湃新闻总结了四点：不要恐慌、高度重视、冷静分析、精准应对。
去年中央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贺丹表示，《决定》是中央在深入研判人口变动态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在配套措施中都有针对性安排，所以面对目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要恐慌，但也要高度重视。
“生育率下降有长期的`必然因素，规律性因素，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贺丹表示，生育水平如果变动太大，出生人口规模大幅减少，对经济社会带来重大冲击，不利于我国调整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积极应对人口变动。
贺丹指出，如果应对得当我国的生育率还是有增长空间，关键是要找准政策的着力点，精准施策。
“发达国家比我们早四五十年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的问题，他们有许多经验都值得借鉴。”贺丹表示，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经验都可以用，但是发达国家踩过的坑我们可以避免。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都采取过各种办法来鼓励生育，其中经济补贴最为直接。
近期任泽平团队提出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此言论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
我国的人口形势需要靠“印钱生娃”来应对了吗？
在陈卫看来，经济补贴对于鼓励生育是可以起到部分作用的，但各种配套政策需要深入论证、精准施策。
“关键是给多少、怎么给，补太多了国家负担不起，而且会违反经济规律，给少了也没有刺激作用。”陈卫表示。
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2
据Quartz新闻报道，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但由于下半年消费疲软以及疫情复发，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经济学家曾预计12月零售额为3.7%，但事实是1.7%。
尽管如此，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取得突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国GDP突破110万亿元，经济增速达8.1%，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这是中国经济正逐渐从疫情中缓慢恢复的有力证明。
澳新银行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对Quartz表示，在新冠肺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预计中国消费将继续疲软。不过为了解决经济，有关部门已经在采取措施放宽政策。虽然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达到35128元。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难以通过货币政策解决的难题，那就是迅速下降的出生率。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18‰，连续两年跌破10‰。
经过数据对比发现，2021年净增人口数量创下了近60年来的新低。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净增人口达906万人，但是自2017年净增人口逐渐下降，直到2021年已经降到了48万人。有专家预测中国人口可能将要进入零增长阶段。
18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人口增长放缓主要有两个原因：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当然，疫情对出生率或多或少也会有影响，比如隔离或是为了注射疫苗延迟生育计划。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下降也将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我国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时代3
2022年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针对人口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当前我国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首次达到千万级，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宁吉喆认为，出生人口减少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
对于此次发布会的重点，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户分离人口的变动不可忽视。
他认为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应该积极转变心态，从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走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进入“零增长”区间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最新公布的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
陆杰华：2021年的自然增长率比2020年更低，出生人口再创新低，人口进入了零增长的区间。虽然是0.34‰，但是数据一般不会是正正好好的0，所以从区间来讲，2022年是不是进入负增长，要看进一步的发展，看三孩政策会不会促进生育率有所回升。
从人口增长的变化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零增长比预期来得要快一些，原本的预计是十四五末期，但是2021年是十四五的第一年，我们就面临了人口出生的新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另外从数据来看，年龄结构也是这次数据的重点，对此你怎么看？
陆杰华：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两升一降”。在通常情况下来说，人们大多认为数的增长是好事，但是“两升”预示了很多风险，“一升”是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加，特别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占全国人口的14.2%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预示着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二升”是少儿人口比重的上升，但是这次没有明确说明少儿人口比重。不过，从测算来看，少儿人口比重比2020年有所回升。
“一降”是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规模还是比例都在下降。“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这说明我们的人口红利走向下行的趋势更为明显。
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老年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规模、比例的下降，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
中国新闻周刊：应该如何应对？
陆杰华：“两升一降”特别是劳动力人口下降，要求我们要树立新的人口发展观，无论是老龄化社会还是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
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依靠人力资源、劳动人口数量，现在下降了，我们要做出积极回应，也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从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走向质量型人口红利，毕竟我们受教育程度本来就在不断提高，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我们要利用机遇，推动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根本转型。
人口高流动性特征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一些人口问题的论调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陆杰华：我觉得我们在面临人口发展的新格局，这种趋势是客观的，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要遇到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个“年轻型社会”，后面几十年是“成年型社会”，现在我们进入“老龄型社会”，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口的变化，正视出生率可能长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也需要用前瞻性的方式来化解，降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潜在风险，我们需要超前做好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全国人户分离人口的变动引起了很多关注。
陆杰华：这次数据无论是人户分离，还是流动人口增长都非常明显，应该说高流动性在中国的特征更加显著，更加鲜明。尤其在疫情期间，过去我们一般认为疫情会降低人口流动性，但是我们国家无论人户分离还是流动人口规模都比2020年有所增长，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从积极的方面，这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潜力和新的发展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50429万人，比上年增加1153万人。你怎么看待人户分离带来的城市户籍改革和乡村空心化问题？
陆杰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适应这种高流动性，比如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市场要素的配置，我觉得这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12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1157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按照当下的人口流动性来说，说明我们现有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人口流动新格局。
2020年3月，国务院曾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2021年底，国务院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预示着户籍改革将要深化。
这都是我们未来改革的突破口，能够保证和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以及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这个改革迫在眉睫，否则就会不利于人口流动和市场要素的配置。
